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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在当今西方世界，媒体与传播（media&communications）已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从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然而，鉴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特历史和遭遇，媒体与传播研究在本来就倍备冷落的社会科学中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在国内有关传播媒体的论说和文字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总结和探讨。同时还有知识界对汹涌而至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有感而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则很少①。这种研究状况，与大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极不相符。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提倡发展文化与传媒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摘要：城市博物馆进行宣教活动具有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引导参观者正确思想导向、舆论导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功能。也正是由于文化传媒载体纷杂，很多城市博物馆在文化传媒功能的使用上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忽略了传媒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功能的发挥，这也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化传媒载体使用的不完美之处。文章基于文化传媒理念对博物馆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开发，大量传媒软件、社交工具涌入人们的视野。传媒已经占据大多数人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生活，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博物馆，文化传媒已逐渐成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成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和有效途径。将传媒引用到博物馆教育中，将文化传媒作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是城市博物馆进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这也是现代教育中将传统教育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又一种形式。因此，要对它的发展严格把关，尽可能排除那些影响因素，进而发挥文化传媒在参观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博物馆借助各媒体平台（文化广播、文化报刊、宣传栏、文化微博、微信等）来传播各种历史古迹、历代重大发现，同时开展各种理论讨论或娱乐活动，以此激发广大参观人员共同参与的热情。通过文化传媒传播一系列政治文化历史事件和开展相关活动，来启发参观者爱国爱家的精神，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通过文化传媒进行文化传播，以此建立和谐文明的城市文化，并有效推荐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点在于能够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城市博物馆的思政引导宣教活动效果更有成效。此外，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能以最快的速度对参观人员进行博物馆方面的知识传播，做到知识的及时更新。除此之外，文化媒体还能更多引起参观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视，积极地参与其中，因而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
[摘要]在全球化的传播大环境下，移民传媒构筑起独特的文化空间。在信息受传过程中，源于不同族群和文化传统的受众具有不同心理需求，移民传媒有助于其受众进行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本文试从移民传媒的人种学背景、现状、特征以及其发展空间等方面入手，探讨移民传媒在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并日益影响当前的传播格局以及传播研究。从印刷媒介的出现开始，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更是构建了“地球村”，而当今网络的四通八达，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创造了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促进了不同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机构之间的联系。积累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一种担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会变得一体化？相对“弱势”的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立场，或者说屈服于西方霸权而被同化？从全球化的现实影响来看，它导致了两种趋势：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逐渐向边缘扩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弱势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持久的抗争与互动，也导致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差异性与本土化的存在。“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必将影响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多样化、丰富性的文化建构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大众传媒突破了传播的障碍，推进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与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担了后一种功能，以本国的经济文化等为传播内容，构造出符合移民受众接受标准的信息空间。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生态学提供的角度，对现代传媒进行了尝试性的文化批判。现代传媒加速了人的异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文化多样性，为人类文明带来了风险。现代传媒只是工具，根源在于其所承载的西方文化。文化多元主义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较好的选择。
报纸、广播、电视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主要部分。其普及率之高，影响面之广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互联网的挑战下，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传媒做为一种管道（信道），与所传输的内容（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信息的被接受程度促进了信道的普及；信道的普及，特别是反馈机制的建立，又提高了信息的可接受度。实际上，题目改为“现代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文化批判”也无不可。但此处要强调传媒的中心作用，它是造成文化工业对人类影响的关键因素。文化工业利用现代传媒普及、快捷、形式多样易于接受的特点，在现代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以广播为例，美国的广播事业的黄金时期是在大萧条的30年代。早上和午后，电台多数播放“肥皂剧”；下午一点和六点，则是青年爱听的漫画广播剧，如《超人》；入夜，往往是时事喜剧，著名的有《阿莫斯和安迪》，另外还有音乐、新闻评论等。在如此大的娱乐成分之外，比较重要的是政治时事部分。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谈判，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第一时间报道给观众。同样通过广播，罗期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帮助美国人民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此期间，美国收音机的占有量从1930年的1250万台，增加到1940年的4400万台。
在此之前出现的报纸及之后的电视所传输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分为两大板块：娱乐休闲和新闻时事。这一特点并非某国传媒所独有，而是世界各地传媒的共同特征。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传媒对文化的切入点。
霍尔（StuartHall）对大众媒介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分析，“无论是就质或量的观点来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单只是就经济、技术、社会与文化资源来看，大众媒介所能够控制的部分，比起目前还存在的所有更为传统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渠道，其素质优越了许多。……这是现代媒介的首要的文化功能：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对于‘种种世界’、‘种种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产生认知，透过这些，我们也才通过想象建构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使之合并为可资理想的‘整体的世界’。”⑴
邮政基础业务是邮政企业服务社会、向社会开办和提供的最基本业务。作为邮政传统业务及标志性业务，近年来受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等变化影响，传统经营模式面临极大挑战，部分业务下滑加剧。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推动基础业务向新产业、新领域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是亟需破解的难题。本文旨在贯彻落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发展策略，探讨如何更好地整合邮政基础业务，并在文化传媒产业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发挥邮政资源优势，构建全新的邮政文化传媒专业体系，实现邮政基础业务转型创新发展。
1.1邮政基础业务发展现状。1.1.1总体收入基本稳定“十二五”期间，经历了外部政策调整影响的阵痛后，函件、集邮业务发展趋于稳定，报刊业务稳中有升。截至2015年，函件收入68.9亿元，集邮收入79.2亿元，报刊收入90.7亿元，基础业务总收入规模为238.8亿元。2011～2015年三个专业收入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1.1.2开展文化传媒产业多领域创新实践函件业务加快文化传媒新业务发展，在多领域取得成果。2015年实现邮政媒体收入4.5亿元，2016年1～11月实现收入7.1亿元，同比增长72.1%.主要创新项目有：媒体资源广告项目、商演会展项目、文创产品项目、电影票务广告项目、互联网新媒体广告项目。集邮业务不断加快转型，如大力推进文化营销，2015年成功推出首届集邮文化季，举办400多场活动，实现收入4.7亿元；全面推动集邮电子商务化，集邮网厅上线万次；在邮票选题、图稿设计、印制工艺等方面大胆创新，增强了集邮文化影响力。报刊业务在重点市场也有所突破，如2015年校园报刊新增流转额3.5亿元，商务报刊新增1.6亿元，印广发项目流转额3.5亿元；纸媒与数媒复合发行规模达到2亿元，网上订阅突破1亿元，“中邮阅读”试点快速推进，仅北京市客户就已突破40万。1.1.3经营体制改革渐次推进自集团公司下发经营体制改革相关文件以来，部分省分公司已陆续整合函件、集邮、报刊等专业，三项基础业务初步融合，有效发挥了客户资源、产品资源、渠道资源等优势，取得一定成效。1.2邮政基础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2.1传统业务持续下滑，发展瓶颈依然突出邮政基础业务总体增长乏力，在集团公司总收入中的占比逐年减少，受重视程度降低。业务结构不合理，部分传统业务效益低，可持续性差。1.2.2转型战略方向明确，但战略目标尚不明确目前各省均在推进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但缺乏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措施；经营体制改革全国进度不一，各专业资源未充分整合，核心优势得不到发挥。1.2.3现有业务、组织、人员、运营、支撑不适应新业务发展业务产品体系还没有系统规划和统一研发，大部分新业务都由各省自行开发，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尚未发挥全网优势，做大整体规模；组织机构上没有建立面向市场统一运作的经营主体，经营模式分散；骨干队伍分流到其他专业较多，熟悉新市场的专业人才匮乏；运营机制不灵活，不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支撑能力有待提升，如邮政媒体资源广告平台、互联网营销平台等，需要全网系统化建设和投入，才能提升规模效益。
2.1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机遇。一方面，文化传媒产业市场覆盖面广，需求持续扩大，国家扶持政策较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另一方面，市场上形成规模运作的公司较少，区域化特征明显，市场急需大型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据统计，2013年全国从事出版、影视、演艺、广电节目传输和出版物发行的单位户均主营收入低于亿元。而2015年邮政基础业务收入规模已超过200亿元，同时作为国有大型网络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传媒业务，面临着十分有利的市场环境。2.2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挑战。文化传媒产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经营主体淘汰率高；市场产品更新变化快，尤其是新媒体、新技术对传统媒体冲击较大，需要有较强的应变能力适应市场发展；文化传媒企业需要灵活的资本运营机制，并出现了传统行业企业大规模收购传媒企业的热潮，除此之外，万达、腾讯、阿里等知名企业也纷纷投入传媒业发展。2.3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优势。邮政拓展文化传媒业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百年邮政品牌深入人心，在客户中有着较好的信誉与口碑；二是邮政拥有强大的网络资源，可以依托网络搭建独具邮政特色的强大媒体平台；三是邮政基础业务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优质客户资源众多；四是邮政拥有独特的产品资源，还占据报刊发行主渠道地位；五是邮政拥有一支优秀的专业队伍，在地面营销中具有较强的推广能力；六是近年来邮政业务不断转型，部分省分公司在文化传媒新领域已取得成功经验，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些都为邮政大力拓展文化传媒业务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坚实的业务基础和保证。2.4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劣势。邮政发展文化传媒新业务也存在一些劣势：对新业务市场规律不够熟悉，缺少研究和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仍不适应新市场变化；缺乏专业人才等。综上所述，文化传媒产业市场广阔，发展机遇好，邮政应适时抓住机遇，大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邮政发展文化传媒业务不仅可以彰显邮政行业的特点和优势，实现自身加快转型、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还能得到国家各项政策的扶持，体现央企作为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的社会责任。邮政应加强战略研究与规划，按市场发展规律进行业务能力、体制机制、人员队伍等方面调整，才能适应业务转型发展需要。
在当今西方世界，媒体与传播（media&communications）已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从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然而，鉴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特历史和遭遇，媒体与传播研究在本来就倍备冷落的社会科学中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在国内有关传播媒体的论说和文字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总结和探讨。同时还有知识界对汹涌而至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有感而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则很少①。这种研究状况，与大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极不相符。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提倡发展文化与传媒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在当今西方世界，媒体与传播（media&communications）已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从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然而，鉴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特历史和遭遇，媒体与传播研究在本来就倍备冷落的社会科学中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在国内有关传播媒体的论说和文字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总结和探讨。同时还有知识界对汹涌而至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有感而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则很少①。这种研究状况，与大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极不相符。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提倡发展文化与传媒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历史唯物主义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相信英雄创造历史，两者的争执成为近现代意识斗争的重要内容。但是进入20世纪末，这两种关于历史的话语方式的冲突似乎是减弱了许多，而在关于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话语上则显得日趋一致，至少是表面上的一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具有某种代表性。某种角度说，也正是“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影响消解或弱化了这种历史观的冲突。
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发表的“四个现代化”宣言，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调是尤为值得关注。相对于工业、农业、国防三大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之所以单列科学技术一项，乃是由于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更具决定性、更具普遍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只承认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否定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反映了70年代的“现代化”理念的特点。不管当时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政治话语是多么激进，对技术的重视反映了较为清醒的态度。
进入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基于这一要求，强调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一个逻辑的结果，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观的使然。在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由此确立了关于“科学技术”的权威的意识形态。90年代的“科教兴国”就是20世纪末中国关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线]应该看到，之所以对科学技术如此重视，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由于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可能引发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他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5]而技术的开发、引进、运用将极大的促成社会发展并进而强化上层建筑的合法性。这正是深刻而又有远见的地方。
[摘要]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为传媒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路径。该学派重视传媒研究，与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及该学派重视通俗文化及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学术传统有关。该学派在文本分析、符号学方法及受众理论方面为传媒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文化研究已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在其略显庞杂的学术版图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分支，那就是传媒研究，其几代学者都曾在此领域进行开拓，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要考察的就是为什么文化研究学派会选择传媒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以及通过传媒研究，文化研究学派给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追溯其根源，尽管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其大致的思想源头以及特定的社会背景。
